繁荣时期就此结束，疯狂挤兑、银行倒闭、工厂关门、工人失业，人的吃、穿、住都成了问题。就在全美国惶惶不知所措的气氛笼罩下，查尔斯的《大富翁》游戏可谓别具一格，它让玩游戏的重新凭借想象而富有，给大萧条平添了某种虚无主义的魅力。
《大富翁》发明者查尔斯·达罗
无能为力的个体
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，部分有韧性的美国人仍然对自己充满信心，认为只要自己努力，就能找到一份工作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乐观。
被美国奉为圭臬的勤劳致富准则失去了效果。不管勤奋的、懒惰的，一概倒霉。绝望笼罩着美国，正如沃尔特·李普曼所说：“整个民族精神不振，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，谁也不信，啥事也不信，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。”
在大萧条发生的第一年冬天，数据显示，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。美国一些酒店的服务生面对客人讲的第一句话不是“欢迎光临”，而是问“您是来休息的，还是来跳楼的？”社会学家们想方设法缓和人们的压力，埃米尔·迪尔凯姆过去创造的“利他主义自杀者”这个术语派上了用场，但事与愿违，只好草草收场。
以“不允许任何人挨饿”为原则，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5月颁布了《联邦紧急救济法》，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援署（FERA）。其后的一个月里，400万户家庭获得了政府的直接救济。到1934年3月，800万户家庭前来领取救济，达到了最高峰。
直接救济确实是必要的应急措施。但由于美国幅员辽阔，救济需求庞大，直接救济避免不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着野草根、蒲公英，避免不了肯塔基州的人吃着紫罗兰叶，也避免不了城里部分人去争夺被扔出来的腐烂水果和蔬菜。更救济不了远离城市的人。
比如农民。他们挣扎在旧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的困境中里，生存成了第一要务，心灵已然荒芜，一度成了社会矛盾的焦点。
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·斯坦贝克在其名著《愤怒的葡萄》里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：樱桃熟了，一毛五一磅。糟糕，这样的价格，连采摘的工钱都不够。黑樱桃和红樱桃，又大又甜，让鸟儿把每一颗都吃掉了一半，黄蜂又嗡嗡地钻到鸟儿啄成的洞里去。果核落到地下辅助论坛，跟那粘在核上的破碎的黑果皮一起干掉。
面对诱人的丰收，农场主却只能默认农产品的滞销，只能让成熟的水果烂在地里，肥猪埋在土里，橘子浇上煤油烧掉，羊杀掉再扔到峡谷里。
曾经的葡萄，是财富，也是美国梦。大萧条以来，葡萄继承了愤怒的基因，充塞着每一个美国人的心。
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，数量惊人的美国人走向犯罪。著名记者威廉·曼彻斯特记录显示，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。林肯市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；西雅图市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；芝加哥市5000名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；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，和警察干了起来。
富兰克林·罗斯福上台后，立即采取措施，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。曼彻斯特松了口气：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，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，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。
富兰克林·德拉诺·罗斯福（Franklin D.Roosevelt）
国家的领导力
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罗斯福认为“在现代文明中，政府对它的公民有些不可避免的义务”，因此他要帮助“破产的、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”。
1933年3月成为美国总统后，坐着轮椅的罗斯福第一次炉边谈话的第一句话就让人精神一振，他说“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”，并承诺给美国人一个“新政”。
1700万人失业，2500万人衣食无着，约16的家庭需要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。如此大的救济要求，按传统的主要依靠公、私慈善机构和州、市、地方政府的救济体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。罗斯福政府推出三项互相联系的调控措施—直接救济失业者、以工代赈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立法保护失业者，以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。
